2025-08-24 07:42:0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环境治理陷入困境。
全球环境风险挑战日益严峻。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极端气候事件更加频繁，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土地荒漠化形势依然严峻，给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4年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4年是175年观测记录中最热的一年，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达到新高度。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指标中，仅35％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
发达国家绿色发展共识的弱化冲击治理体系。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低迷、复苏动力严重不足，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全球减排框架的约束力。欧盟受地缘政治变化、经济低迷、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绿色进程遭遇多方面挑战。发达国家绿色发展共识弱化、战略收缩，降低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履约意愿，损害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
行为主体博弈加剧治理无序化。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导低碳规则制定，通过技术垄断与资金壁垒破坏制度公平，漠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不足，加之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承诺兑现率较低，发展权益与减排义务的平衡难以维系。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多边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环境治理无序化。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减污降碳、改善民生等多重压力叠加。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传统能源、水资源等刚性需求快速增加，加剧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风险。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通过技术垄断和规则主导对新兴经济体进行双重挤压。发达经济体依靠碳捕集等领先技术掌控低碳供应链，提高技术许可费用，抬高新兴经济体减排成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求进口商品提交部分环节的碳排放数据，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出口企业的检测认证成本。发达经济体刻意淡化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减排压力，在气候资金和技术转让上行动迟缓，新兴经济体权益得不到保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文件，为绿色低碳发展指明路径。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打造区域绿色发展高地。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严控“三高”产能规模，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3.2％，比2023年下降1.6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8.6％，比2023年上升2.2个百分点。推进城乡建设发展和绿色生活方式转型，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发展绿色建筑、绿色交通。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国在致力于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坚持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谈判，通过领导人气候外交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凝聚力，推动达成并率先签署《巴黎协定》。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表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大动力。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诉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协调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首批项目为6大洲1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资助。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近百个减缓和适应项目，成立中阿、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蒙古、中亚、非洲建立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助力发展中国家荒漠化防治。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