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4 10:54:47
谈到中美关系，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它已经成为人们研究中美关系时被引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今天的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中国着眼大势，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校准中美关系航向，并再次强调，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国际期待的正确选择。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提出的概念。其灵感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雅典与斯巴达关系变化的相关论述，基本含义是，当崛起大国威胁到守成大国的统治地位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涉及国际事务时是最危险的。
要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得从2400年前说起。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仍处于城邦制阶段，而斯巴达与雅典正是所有城邦中最强大的两个。多年来，斯巴达及其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一直凭借稳固的农业经济和强大的军事能力处于强势地位，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则凭借商业文明的发展，逐步呈现赶超之势。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的同盟者底比斯袭击了雅典的同盟者普拉提亚。同年6月，斯巴达侵入雅典，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延宕了20多年，其间历经全面战争、多次阶段性休战以及数不清的小规模冲突，直至公元前404年才正式宣告结束。
与其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修昔底德也关注了这一战争历程。不过，他没有把战争归结为“命运的力量”或“神的旨意”，而认为这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指出，人性，特别是利益、恐惧和荣誉的相互影响，是理解国家关系的最佳视角。导致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
崛起大国视角与守成大国视角，是理解“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一组矛盾关系。
站在崛起大国（城邦）雅典的角度看，雅典相信它的发展是有益的。在冲突发生前的半个世纪里，雅典在商业、哲学、戏剧、建筑和海军实力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雅典人更加自信、自豪，他们也越发要求获得相应的尊重，期望改变城邦之间的关系以反映新的实力对比情况。“这是国家地位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艾利森说。
站在守成大国（城邦）斯巴达的角度看，一方面，斯巴达的综合实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古希腊诸城邦中排在首位，这是斯巴达的荣誉，也使得斯巴达人心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优越感；另一方面，斯巴达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维护城邦制度稳定的责任。更强的实力以及更多的付出，使其天然认定自身处于超然地位。当雅典的快速发展开始威胁到这一地位时，斯巴达人感到的不仅是不安，还有愤怒，因而决心捍卫现状。
这是结构性的逻辑悲剧——当新兴强国崛起，开始具备威胁守成大国地位的能力时，恐惧、猜疑、对抗等复杂情绪，会迫使双方关系走向紧张。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学者都倾向于使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来分析今天的中美关系了。
艾利森此前接受采访时坦言，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而是“中国究竟是正在崛起，还是已经崛起了”。在21世纪初，美国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今天，中国也是；一代人以前，美国是世界工厂，但今天，中国才是。“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更快、更全面……因此，就结构性现实而言，崛起的中国正在影响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必然动摇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在每个啄食顺序顶端的位置和特权”——这就是“修昔底德竞争”的本质。
不过，艾利森的表述终究还是变了。
从2012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到2017年发表名为“注定一战”，实则谈的是“未必注定一战”的著作；再到今年由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编著的对谈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出版，艾利森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于跨越陷阱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艾利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梳理出16个相关案例，其中12个以战争结束，另外还有4个以和平落幕。在后4个案例中，攻守双方都在态度上和行动上作出了巨大的、痛苦的调整，但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却依旧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爆发冲突的风险确实是现实存在并且需要警惕的，但冲突本身并非不可避免；认为冲突不可避免，是严重的谬误。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艾利森的判断发生了改变。他提醒，与20世纪及更早的那些历史案例相比，全球化时代下的中美关系还有一个独特的维度：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既是摩擦来源，也是稳定之锚。一方面，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种深度嵌套的经济关系意味着，冲突的代价，双方都承担不起。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高度融合的经济关系，扩大了技术竞争、关税壁垒、供应链脱钩等焦虑。这也导致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双方的竞争越激烈，保护主义情绪就越高涨，误判的风险就越大。
“识别陷阱，是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艾利森再三强调，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中国和美国也“注定要共存”。“在一个不同政治制度可以和平竞争的安全世界里，竞争，尤其是激烈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残酷的事实是，双方在杀死对方的同时会导致自毁，那么紧密的合作就是一种战略需要。”
艾利森认为，与20世纪上半叶的血雨腥风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和平，靠的是大国核心决策层的清醒和克制，是对冲突成本的理性评估以及对合作收益的务实计算。他多次援引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归根结底，我们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都是凡人。”“在绝不对我们的分歧视而不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共同利益，关注可以解决这些分歧的方法。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分歧，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使世界包容多元化。”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艾利森尤其重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他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大国能否和谐相处，不仅关系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全世界的安全、和平与繁荣有着重大影响。两国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多元化世界”中“管理”同时包含竞争与合作的双边关系。
艾利森认为，管理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需要警惕性、判断力和应变能力。在这个方面，外交关系可以参考商业领域的探索。例如，在智能手机终端销售方面，苹果和三星是竞争对手。但在核心配件方面，三星又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两家企业的关系就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成功案例，双方均可以随时切换角色，但又同时保持克制与理性。
世界需要美国与中国合作来应对全球性挑战。艾利森呼吁双方发挥“想象力、常识和勇气”来寻找解决方案，加强各层次的沟通，进行充分了解以避免误判。同时他也告诫美国，单极世界已经结束，美国需要承认其他大国具有影响力，促进竞合关系发展。这不仅对中美两国有益，也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作者: 肖 瀚）